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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出台总量控制5种重金属
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砷毒”、“血铅”、“镉米”等事件频发，让重金属污染成为最受关注的公共事件之一；即将出台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显示，中国将对汞、铬、镉、铅等重金属进行重点防控
3月下旬，安徽省近一半以上的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仍在停产。
今年1月，安徽省怀宁县爆发儿童血铅超标事故；经查，铅酸蓄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污染为肇事主源。
随后，安徽省有关部门在1个月内关停约50家铅酸蓄电池企业。
这起事故，直接加速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下称《规划》)的出台。
总量控制5种重金属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此次《规划》中进行重点监控与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的重金属主要有5种，即汞、铬、镉、铅和类金属砷。
按照《规划》要求，到2015年，“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要比2007年削减15%；“非重点区域”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不超过2007年水平。
所谓“重点区域”，包括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14个重点省份和138个重点防护区。
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介绍，与二氧化硫等具有普遍性的主要污染物不同，重金属污染物呈现区域特征性污染，“即使14个重点省区，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存在问题；《规划》甚至细化至工业园区层面，比如某个乡镇中产业集群的一个工业园内。”
吴舜泽坦言，突发事故发生频率的增加，源自涉重金属行业无序发展”。
据其介绍，《规划》对于重点监控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属于“硬性指标”，要求极其严格，“重点区域”原则上不再建立涉重金属企业。例如，重点防控汞污染的区域，原则上不再新建涉汞企业，禁止新增汞排放的同时还要削减排放量。
“通过企业的清洁技术改造，加强企业排放监测等措施，必要时采取经济和行政手段”，吴舜泽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尽管《规划》在防控、治理两方面均有要求，但“十二五”规划侧重点，却并非整治与修复历史遗留问题；而是要重点解决涉重金属企业的污染问题，控制“多、小、散、乱”企业，稳定企业排放水平。
最大软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不断有学者呼吁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重要性；但在《规划》出台前，此项工作始终让步于“更迫切需要解决、具有普遍污染性”的二氧化硫与化学需氧量物减排。
早在1978年湘江流域就爆发过重金属超标事件，一度导致部分沿岸居民饮用水中断。由此肇始的汞污染治理，很大程度是迫于社会压力。
灭火式的治理导致“底数不清”，已成为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最大软肋。
环保部门例行的环境监测数据，虽包含了最近5~10年大气与水体中重金属含量与变化数据；但具体排放源在哪里，一直未曾公开。
2006年，由前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共同承担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正式启动；但计划用3年半完成的该项目中途一度搁浅，直至2008年才重启，至今也未发布任何结果。
2007年5月，中国启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首次对中国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详细调查，涵盖了水体、大气和土壤。这为今年《规划》的出台，提供了降低排放量的“2007年基准线”。
这个调查维持了2年多，直至2010年2月才最终对外公布。普查结果显示，当时的重金属(镉、铬、砷、汞、铅)排放量为90万吨。但该普查结果并未公布各省区或行业更详细的数据。
2008~2009年，重金属污染进入事故频发期，相继爆发贵州独山县、湖南辰溪县、广西河池、云南阳宗海、河南大沙河等5起砷污染事件；
2009年8月，陕西省凤翔县3个村庄发生851名儿童血铅超标事故，成为《规划》的最大催化剂。
随后的2009年11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经过近半年的基础准备，各地同步启动数据调查，并反复征求意见后，《规划》逐渐成形。“基本摸清了中国重金属污染情况，包括汞镉铅砷铬等几种水体与大气重金属污染物”，吴舜泽表示。
更重要的是，重点防控区与重点防控企业也有了一份清单。据吴舜泽介绍，包括铅蓄电池制造业在内的五大行业和4452家企业成为重点防控对象。
环保部有关人士表示，这五大重点防控行业已经细化。例如皮革及其制品业，仅针对皮革鞣制加工业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仅针对涂料、油墨、聚氯乙烯等行业进行总量控制。
“重金属污染在行业中并不具备广谱性，不是每个行业或企业都会使用重金属作为原料或者催化剂”，这位人士解释称。
肃铅风暴
《规划》出台不久，一场“地毯式”排查自2月起席卷全国。
“十二五”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第一步棋”，落到涉重金属企业整治关停上。因频发“血铅”事故，铅酸蓄电池行业饱受诟病，第一个被开刀。
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应对本辖区全部铅蓄电池生产企业进行排查，对于没有履行环评手续、没有完成“三同时”验收、长期超标排放的企业“一律坚决依法停产治理”。
3月初，环保部已组织环保专项检查工作，由环境监察局带头的10个检查组分赴各省市，对各地铅酸蓄电池企业进行现场检查。
“检查结果不是太好”，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业内人士称，“估计很快会下文件，关停一批企业。”
有专家已对此表示担忧，密集关停可能导致污染企业向中西部转移，那里环境更加脆弱。
“地方招商引资与GDP、政绩挂钩。重金属防控政策也一样，一旦涉及到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就可能会变味”，业内一专家表示。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中国的铅酸蓄电池生产基地——浙江省长兴县曾在2004年大规模整治生产企业；但被整肃企业却接到了安徽、山东、江西、湖北等地递来的“橄榄枝”，以招商引资名义成功转移，为后来各地频发的重金属污染事故埋下伏笔。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秘书长刘家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当务之急是提高行业准入门槛，规范行业清洁生产”。
“涉重金属电池企业的重金属防治，已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刘认为，清洁生产技术虽然投资较多，但投资回收期并不长，大型企业很愿意使用；但诸多小企业资金困乏，推广难度很大。
铅酸蓄电池行业的企业主要分布在浙、皖、粤一带，拥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近2000家，“没有许可证的不计其数”。
据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统计，中国规模以上的铅酸蓄电池企业仅有二、三百家，生产量占铅酸蓄电池行业总产量80%以上，“整个行业企业数量过多，规模普遍过小，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该《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15年，中国电池行业汞、镉耗用总量分别削减80%和70%，铅蓄电池单位功率耗铅量减少10%；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重金属固体废物基本实现无害化回收利用和安全处置；规范完善废旧铅蓄电池回收再生利用体系；按现行清洁生产评价体系，30%以上规模企业的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两年后，产值小于8000万元/年的铅酸电池企业将必须停产，选择转型或者被淘汰；只有年产值达到2亿元的企业才能准入。照此推算，全国铅酸蓄电池企业将至少减少一大半或更多。”刘家新对《财经国家周刊》做出以上解读。
“限制规模小、技术落后、条件差的企业转型与转产，大型企业加大清洁生产投入，污染都是可控的”，刘家新反复强调，“没有污染的行业，只有污染的企业”。（《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张瑞丹）